“將信仰落實于生活”，這句話隨便說說容易，可實際做起來比念經打坐、燒香磕頭不知要難多少倍！你怎樣把信仰落實在生活當中，或者說你怎樣在生活中去把佛法的精神體現出來，這是硬功夫。
佛法的引導方式正日趨多元化，有些引導是針對具體問題的，如果不注意這一點，把它一般化了，推而廣之就會出問題。因為用一種方式講某個問題，它總是有一定的時間、環境、人物作為講話的出發點。比如我今天講這個素菜館不必設佛堂，是在特定的環境下講的，能不能用到寺院里去呢？不能！在寺院里，宗教氣氛一定要濃濃的，你們到那里去才會有感受，如果寺院里也不供菩薩了，你就不會去了，如果寺院里也沒有宗教氣氛了，那它的定位就錯了。今天我講的東西，它的精神在寺院里可以用，但是具體的操作在寺院里就不行了。所以我在這里講的有針對性，也可說是有局限性。在家居士都有家庭、有親人、有工作，也就是說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與義務。在家學佛就是要把你的信仰和家庭、社會的責任與義務結合起來，把兩者融化成一體，成為不二法門，這是關鍵！
現在我們在家學佛學不好，癥結出在我們聽聞佛法后沒有認真去思考，沒有真正領會佛法的精神，得一點皮毛，一知半解，或者到寺院走了幾趟，看到出家人好象不食人間煙火，于是回到家里依樣畫葫蘆，照此辦理，那就錯了。
今天下午全國政協宗教界人士舉行了一個揭批法輪功的座談會，基督教的丁光訓主教有一個談話，很有深度。他說，法輪功所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從人性出發的，而是要泯滅每一個練功者的人性。比如說，它一切皆以是否同意法輪功或者是否練法輪功作為劃線，如果是練法輪功的人，就視同兄弟；不練功的人都是魔；不管你是誰，夫妻也好，父母也好，兄弟也好，只要不練他的法輪功，都被視為魔。法輪功把我們社會的共同標準給抹殺了，這個共同標準是什么呢？就是社會公德。社會公德往往是超越一切信仰、一切階級、一切世界觀的。比如說，子女要贍養父母，這是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，不管你信什么教，這條公德都不可以違背。此處體現的是什么思想呢？實際上是我們儒家的孝道觀。佛教傳入中國，比丘、比丘尼辭親出家，脫離了家庭的責任與義務，受到儒家的指責與批評。傳法的大師們注意到這一點，就強調“孝名為戒”，你能孝道就是戒，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制約和影響；如果不接受這一條，佛教在中國就沒辦法傳播。因為“孝親觀”是中國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東西，它確實有利于家庭、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定，所以佛教接受了這個思想。但是法輪功否認這個人性的愛心本質，于是就發生了兒子是練功的，因父親不練功，兒子就拿起鐵鍬把父親打死的事件，報紙上登過這樣的事情，乃至天安門前的自焚事件，慘絕人寰。母親帶著十一二歲、十八九歲的孩子一起去自焚，人性完全扭曲了，走進了信仰的誤區。丁光訓主教談到這些，并結合基督教的實際情況，提醒我們每一個宗教都要嚴肅重視這個問題，不要走進信仰的誤區。雖然宗教從整體上講，能夠和人類社會相適應，能夠引導人類社會正確地生活，過一種凈化的生活，但是也有出偏的。他舉例說，要正確認識基督教神學思想里所宣傳的末世論。末世論就是說地球總有一天會毀滅。李洪志也大肆宣傳末世論，他說地球本來是馬上就要爆炸的，由于中央領導托付他，一定要讓地球推遲爆炸（眾笑），他說他現在專門在做這件事，他的書上曾這樣說，這就是末世論的反映。湖北省有二十多個信基督教的農民，受了末世論思想的影響，說地球馬上就要毀滅，基督馬上就要降臨，于是把家里的豬、牛、雞統統宰殺，吃光、賣光，然后躲到深山里去等待世界末日的到來，等待基督的降臨。他們在山洞里住了一年多，沒吃、沒穿，都不成人樣了，后來有人無意中發現這群人，然后報告部隊，最后費了很多周折才把他們找回來。當然，他們在山里也沒有做什么壞事，只是陷入了思想信仰上的誤區，把人生的責任和義務完全拋開了，企圖去過一種脫離人類、脫離社會的生活。佛教界有沒有這種情況呢？個別現象不能說沒有。比如有人念佛，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好象明天就要走了，在家里等著阿彌陀佛來接引，既不出門，也不想干活，對妻子、孩子也不理睬。石家莊有一位女居士，是一個知識分子，人非常熱情，也很懂道理。但就是很執著，要把寺院的生活搬到她的家里去。如同世間的家庭生活不能搬到寺院里去一樣，寺院生活也不能照搬到家庭里，但她卻硬要照搬。她的丈夫是一位機關工作人員，人也非常好，他很耐心地勸說妻子，她都不聽，最后他就到柏林寺找我談話。說他妻子信佛后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？家庭責任、義務不盡了，丈夫孩子不管了，有時候班都不好好上了，書也不好好教了，到處跑寺院，她這樣做對他影響很大。他說得非常懇切，請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他的妻子。我對他說，這是我們引導上有問題，希望他諒解，并請他回去后叫他妻子到柏林寺來一趟。這位女居士來后，我告訴她，居士就應該守居士的戒，居士不能完全過出家人的生活，當然出家人也不能完全過居士的生活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我說，你有這么好的家庭，這么好的丈夫，不能弄得妻離子散。歷史上儒家曾批評佛教：入家破家。可是佛教并沒有告訴我們每一個信佛的人都要像出家人一樣生活，佛教告訴我們要按照你所處的位置，按照所受的戒律，把你的信仰定好位就行了。經過幾次做工作，她轉變得很快，她丈夫又來找我，表示感謝，說她現在在家很好，也好好上班了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？這在于我們有些法師引導上不能對機，聽的人又不善于活用而走偏了。比如有的法師說信佛就必須馬上吃素，不能吃肉了，或者你信佛之后要馬上受五戒，受了五戒以后再受菩薩戒，不是根據個人信仰的不斷提升，并在取得家人認同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信仰的層次，而是一種生搬硬套，強人所難，這樣就容易出偏差。
從這個素菜館應該怎么辦說到我們在家學佛的人應該怎么修，都是講如何將信仰落實于生活的問題。我不贊成在家居士不問情況每家每戶都要設個佛堂，每家每戶都要燒香。有位居士開裝修公司，他跟我說他在公司請了兩尊1米多高的菩薩，還要貼金。我說你是在修廟？還是在辦公司？信佛的人有多少搞得起房屋裝修？你的客戶中信佛的人比例有多大呢？你必須面對全社會，面對許多不信佛的客戶，你應該用佛教的精神去熱情、優質地為大眾服務，不能走形式。客戶到你公司一抬頭看見兩尊菩薩，可能扭頭就走，不談了。人家產生了疑慮，還跟你談什么生意呢？有時候你們思想上那一點竅開不了，就阻礙了你們弘揚佛法的道路，路不是越走越寬，而是越走越窄，最后走進了死胡同。
我們要領會佛法的真精神，把這種精神付諸實踐，身體力行，不是走形式。我們許多人似乎受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響，會讀個老三篇，背幾句語錄，老三篇照樣在背，卻不能對號入座。這都是形式化的東西，不能這么搞。如果老板能夠設身處地體貼職工的疾苦，以四攝法——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來管理企業，這個企業一定會管理得很好。日本人把四攝法看做是經理管理企業的四條基本原則。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這四條是菩薩的精神，菩薩的思想，但我們往往自己做不到，卻要求別人應該這樣做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先反省自己做到了哪些？然后再去要求別人做些什么，一定要把這個位定好。
我在柏林寺提倡“三自精神”，就是“自覺、自由、自在”。我剛提出這個問題時許多徒弟都反對，怎么能自由、自在、隨隨便便呢？我說，你們理會錯了，首先是自覺，這是素質教育，每個人都自覺了，他才真正自由、自在了。自覺意味著什么呢？自覺就是每個人要認識自己，為自己定好位，每個人都定好自己的位：我有什么責任？我該做什么？每個人都明確自己的責任與義務，都能夠時時刻刻去主動落實自己的責任和義務，你說他能不自由、能不自在嗎？他一定是自由、自在的！我們提倡的“三自精神”，經過兩三年的時間才慢慢得到大家的認同。并不是我這么一說，大家就能夠自覺了，還是要去督促、去落實。我們帶頭的人必須首先自己做到自覺，如果我們自己不自覺，只要求別人去自覺；我們自己自由、自在的，而沒有自覺，叫別人怎么能夠自覺？學佛學到自覺的程度很不容易。早晚打坐幾支香、念幾個鐘頭的佛號，念幾個鐘頭的經文，那還算容易，唯獨把信仰落實于生活當中不容易，但這正是我們修行的著力處啊！
